李自成在建立大顺的制度前，不妨回顾一下历代得失，学习点经验。
扫过有些代表性的汉代和唐代之后，再看宋代——
本来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才，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。于是朝廷不免要为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。
但制度逐步严密化，有时反而失却本义。这样的话，通过科举还能选拔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吗？
李自成刚到大明朝的第二天，就跟米脂的几个书生，艾毓初、艾朝栋、艾诏、李振声、冯起龙谈论过科举制度。
科举考试内容就是做文章，但文章不像算术那样有标准答案，主观性很强。
但是科举考试对做题家们的成绩总要有个评判标准，这样就给考官带来极大不便。
评分难，审卷慢，考官意见难统一。
所以就需要一个大致的框架来限定考生发挥。
八股应运而生。
八股文的产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，实则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。
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，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，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。
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，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，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。
如顾炎武曾直言：“今之经义论策，其名虽正，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。唐宋用诗赋，虽曰雕虫小技，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做。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，王安石所立之法，命吕惠卿、王芳等为之。”
自北宋废除诗赋，就是有“声病对偶’的考题之后，科考基本以进士科取士。而考试内容又只有经义。
这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宋代考生答题越发空洞无物，并朝着形式化趋势发展。经义一般为伦里道德，其对社会问题的剖析大多空洞、抽象，无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因此，考生的个人见解逐渐减少，起承转合的文章结构形式则越发流行。科考八股文变得更加僵固、空泛。
科举选出来的人不行，那制度也就不用说了。
当然也有好的方面。
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，在宋代文化又慢慢地复兴。后代所谓宋学，又称理学，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。
那一辈文人多沐浴了四书五经的熏陶，都提倡尊王攘夷，明夷夏之分，又提倡历史传统。所以忠国文化、传统还能维持，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忠国史，一直持续到后世上千年。
宋代的“募役法”也是一个大的改革。
自秦朝始，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。而宋代“募役法”的颁布，使得原来必须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选择以交钱代替服徭役。然后再由官府出钱雇人充役。
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、寺观，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，称为“助役钱”。
这一举措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，保证了田间劳作时间，促进了生产发展，也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。
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讲，宋代和前代没有什么根本不同。都是统治街级盘剥百姓、稳定政泉的花样。但花样不断翻新。
如果说最大的区别，大概就是在赋税这块。汉代太狠了，虽然比秦好了点，但服了兵役还要上税；唐比较能创新，可以用绢代役；到了宋朝就伸手要钱了。
而且，宋代的大官僚大地主等也失去了免役特权。
宋之于唐，虽说它有变动，却不能说它有啥建立和创新。大概就像东汉之于西汉，有事而无政。有形势推迁，而无制度建立。
接下来到了明代——
我大明“得国最正”，驱逐了鞑子，最后却又被鞑子所取代。
为什么会导致那种结果？这中间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偏差？
如果说，历代是专制的，朝廷由一个皇帝来独裁，这一说法用来讲明、清两代是可以的。
比如，崇祯皇帝看上去是被架空了，底下人一起糊弄他。但其实皇帝仍然大权在握，基本上想处理谁就处理谁。
若论汉、唐、宋诸代，皇权、相权是划分开的。其间权力比重或有不同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。
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，究竟还残存有历史旧传统，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。
比如，一般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，大官则由七卿、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、总督商议后公开推举，这就是“廷推”。（明代六部九卿合成一词，指六部长官。也就是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司长官通政使、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、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，为分管国家各项工作的九位最高长官，合称：六部九卿。另外还有个小九卿之说）
如果有大事，皇帝和各衙门不能单独决定，也常由七卿、九卿公决，这叫做“廷议”。
再有，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，也由七卿、九卿开会定谳，这叫作“廷鞫”。袁崇焕就是这样被定罪的。
“权臣弄权”与“大臣当权”是大有分别的。
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地位的。比如宰相，若他不问事、不当权，反倒是失职，是无能。
不是宰相而问事揽权，那才是奸臣，是权臣。
权臣弄权自然是违反国本的。就像是明代的几个大太监或者那啥啥啥的。
那么，说了这些，明代为啥亡了呢？是亡于人还是亡于制度？
大明的遗老遗少也在思考。
于是有出生于明代的两位大史学家、思想家，痛定思痛，来讨论明代正治制度得失，以及此后天朝正治的出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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